“在各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

We don’t know a lot about Yick Wo. We’re not even sure that was his name. But it was the name of the laundry business he owned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it was the name listed on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at forever changed American law.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通过了3条宪法修正案，其中1868年生效的第14条修正案便是这次案子的主角。它包括一项重要的条款：各州“在其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法律的平等保护”，此即“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当时在美国的少数族裔都倚仗着这条款来保护自己免受各州法律的歧视。

不过在最初那些年，这项条款却有点像空中楼阁，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依旧可以很大程度地侵害少数族裔的自由和权利。直到1886年的益和诉霍普金斯案（Yoki Wo v. Hopkins），该案中最高法院判定旧金山市的两项市政条例违宪，从而使得“平等保护条款”真正落地。该案作为经典案例在之后涉及权利保护的案子中也经常被引用，而打赢这个案子的主角则是一位中国人益和（Yoki Wo），真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啊。

话说19世纪的加州淘金热吸引了很多华人移民，但这些华人到了万恶的美帝老是受欺负。歧视，攻击，甚至杀戮，连法律也走向失控，比如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华人无权出庭作不利于白人的证词。在旧金山有许多华人开的洗衣店，由于这些哥们吃苦耐劳，故而店都开得倍儿棒，也赚了不少钱，这也是他们在美国意欲永久定居的资本。但这些华人的红火生意不可避免地威胁到当地白人的洗衣店，结果招致了当地的排华大潮，有许多家伙甚至对华人洗衣店进行了砸抢大洗劫。旧金山当局不但对此视而不见，反而通过了许多精心设计的法律，试图把华人洗衣店驱逐出城市。

1873年到1884年之间，旧金山市政当局通过了14项被称为“洗衣店条例”（Laundry Ordinances）的法律，意欲排斥华人。这些立法者非常阴险，他们知道如果明确把排斥华人的内容写入法律肯定会和宪法过不去，于是他们整出了一种巨复杂的许可证制度，使得执法官员可以随意决定这座城市中各家洗衣店的去留。依靠这种看似不偏不倚的法律，他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把华人赶出去了。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案子的导火索就是旧金山当局在1880年5月26日通过的第1569号条例和1880年7月28日通过的第1587号条例，这两玩意儿规定任何在市内的木制建筑中开办、维护和经营洗衣店的人都必须从市政当局获得营业执照。旧金山的绝大多数店主都受到这两项条例的约束，拒不服从者将被罚款1000美元，或者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或者两项并罚。可恶的是发营业执照的标准没有在条例中详细规定，也就是说市政当局想给谁发就给谁发，想不给谁发就不给谁发，扔下一句不解释，你也没辙。而这两条例的恶果就是所有华人老板的申请都被拒了。

益和在旧金山开了20多年的洗衣店了，各种标准条件也都符合，但在这新的条例下他却拿不到营业执照。在同心堂（当地华人洗衣店主成立的自卫性行业协会）的鼓励下，益和与其他华人店主一起无视该条例继续经营洗衣店。不久，他们都被当局逮捕，益和便把逮捕他的警长霍普金斯告到了法庭上。官司先是打到加州最高法院，同心堂专门请了旧金山的名律师麦卡利斯特（Hall McAllister）来为益和辩护。此时另一中国洗衣店店主和利（Wo Lee）也把相同的官司打到了加州地区美国联邦巡回法院。结果他们俩的上诉都被当地法院驳回，于是这案子便打到了最高法院。


该案的关键问题即：申诉者是否被剥夺了美国宪法或美国联邦法律给予的权利？当然，最高法院还是为华人主持了正义，大法官马修斯（Stanley Mathews）宣布判决：两位申诉者的权利被侵害了，应立即予以释放。法院首先肯定了此前在郭湖安诉美国案（Ho Ah Kow v. Nunan）中确立的原则：第14条修正案不仅适用于美国公民，也适用于非美国公民。也就是说华人洗衣店店主们都受到该条款的保护。而最高法院发现旧金山的新条例明显是违宪的，虽然它看上去中立，但从执行方式上看却是带有极大的偏向性。在执行中，该条例专门针对华人，丝毫没有体现“平等保护条款”对华人的保护。

“尽管条例本身是公正的，表面上也不偏不倚，但是，如果公权部门带着恶意的眼光并以不平等的方式执行和应用它们的话……那么，对平等的公正（Equal Justice）的否定仍然为宪法所禁止。”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判决书

这是一种新的情况：法律表面看似公正，但在执行中却破坏了公正。通过此案，最高法院开启了一种新的解释先例：法院可以超越法律的表象，通过考察法律的具体执行，从而决定它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


话说回来，19世纪的益和恐怕也想不到在他这个案子在将近一百年后会派上大用场，在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中，少数族裔面对州的种族歧视法律和政策时都强调了“平等保护条款”，而当时的沃伦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判决中，经常引用益和案。作为讨论宪法“平等保护条款”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个案例，益和案至今一共被引用了125次。

注：益和很可能是洗衣店商号名，因为华人经商有一传统，人们常常用商号名字来称呼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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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火车就被这极具个性的车站给惊艳到了，这火车站是德国人在1900年修建的，重建后基本保持了原貌。

从车站出来往南就到了海边，还是挺兴奋的，毕竟有8年没有见到广阔的大海了。海鸥飞过，站在礁石上吹着海风，夕阳下的海岸有一种末世景象的感觉。

青岛的路名都是用地名来命名的，除了中山路和芝泉路。

中山路上瞥见了湖南路的影子

品完了美味的王姐烤鱿鱼，来到劈柴院小吃一条街饱食了一顿海鲜。身为90后我却没有在吃饭前先拍照，所以只能无奈地无图无真相了！

劈柴院。旧时有人于此劈柴架屋，德国人于1902年在此修路，而后成商业步行街，现为美食风情街，各种小吃酒吧客栈民俗

我住的地方是老城区，习惯了帝都大比例尺和熙熙攘攘人群的我，晚上走在这安静狭窄的街道上，突然就想起了《午夜巴黎》。紧凑的建筑，昏黄的路灯，几乎没有行人的路上，我也期待着一次穿越。

住处附近的馆陶路就是所谓的“德国风情街”，据说是旧时的青岛华尔街，布满了各种银行的旧址。以前这儿都是外国银行，现在顺势就变成了国内银行。起起伏伏的路面，沿街的欧式小建筑倒是很有个性。

青岛取引所，旧时日本人的证券交易所

馆陶路街景

不幸的是，我这一来，把帝都的雾霾也带到了青岛。八大关的欧式别墅身受着雾气的侵袭，纷纷表示很郁闷。早春时节，这儿的树大都还是光秃秃的，据说每个季节这儿都会换得一身好装。这些个春天樱花，夏日绿树，深秋黄叶，冬季白雪，我通通无福消受了。我唯一能享受的就是这个时节的安静，至少可以不受游客遮挡看看这些各异的建筑。

雾中的公主楼

北欧风情的别墅

就我去过的一些城市来说，青岛非常有个性的。老城区的街道和建筑，虽然一直在变换，却依旧保持着一百年前的样貌。1897年，德国人来到这里，立即大兴土木，用10多年的时间把几个小渔村变成了一座有“东方瑞士”之称的城市，直至今天，50多米高的天主教堂依旧是老城区最高的建筑。青岛建城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比起千年历史的帝都，她却更有一种历史感。这大概得益于这一片老城区的保留吧，东边香港路一带的繁华商业区，与这里比起来简直就是两个世界，那儿的高楼，与帝都，魔都并无两样。而青岛的所有魅力就在这些红瓦小楼中。当然，帝都也有胡同，古迹，但帝都的历史就像碎片一样散布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在帝都看景点，坐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个点，而不是一条条线。而青岛的老城区是可以走路慢慢逛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这种奇特的街景，是帝都这些城市所没有的。而且这些街上都没有隔离带，道路交错得也很密集，你并不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绕到另一个街区，而是想怎么穿行就怎么穿行，自由无比。这里的植物和建筑相得益彰，也没有匆忙的人群与汹涌的车流，闲散的气息扑面而来，如若心因压抑而受累，那么一个人在这儿慢慢逛逛是个不错的选择，想去哪就去哪，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不是书店】，算是青岛的文化地标吧

在不是书店里看到的一张青岛手绘地图

海大崂山校区附近的花屿咖啡，各种手泡咖啡，阳光好的话可以在院子里晒太阳

信号山上看青岛老城区，红瓦绿树碧海，就是没有蓝天（被帝都传染了）

青旅楼梯间的一幅画，很好地诠释了青岛老城风景

我喜欢这里的建筑，看惯了都市里的高楼，宏伟的宫殿，原来我所钟情的还是精致的小楼，这是不是草根精神的体现呢？（>_<）

江苏路旁的基督教堂，感觉非常光明的样子

海大的水产馆，旧时是俾斯麦的兵营

天朝海洋大学的校园确实非常非常美

旧时的德国总督官邸，后来成为迎宾馆，色彩艳丽很漂亮呀

信号山上俯瞰迎宾馆与海大校园

海边街景

从这些建筑可以看出来，青岛的殖民痕迹很深。可以这样说，这个城市的雏形是德国人创造的，没有德国的殖民，也就没有青岛。在天朝的近代史上，社会文化的转型深深地烙上西方的印记，而这些外来者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直很有争议。显然，德国人强占胶州湾是对天朝的侵略行为，但他们也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同时把青岛建设成了远东的一个大港口，把这群遥远的人拉进了现代世界的潮流之中。无论如何，1897年德国军舰的到来，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他们来了！西方现代的钟声打破了东方小渔村的宁静

德国人治下的青岛城市化

第二天的晚上，我从奥帆中心走路到了台东商业区，一路上可以看到许多大城市的影子。以前对这些都很兴奋，现在越来越觉得没意思了，商场，酒店，餐馆，夜市，不过是集体消费的狂欢。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的必需品，却也是最无趣最没有个性的一部分。

香港路夜景

在青岛的最后一个夜晚，漫步在栈桥，听着黑暗中的波涛，冷不丁导师一个电话打来，说要开会。美好的东西总是虚幻短暂的，一不留神就被扯回了现实。 T_T

当然，这毕竟是青岛的外在景观，她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核，短短数日，我也无从知晓。无论如何还是很喜欢这儿，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能来看过一次也好。

话说神马叫穿越？锁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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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武 : 八雕是真的小清新！！！
• Byakuya : 小清新或者高富帅，你选吧。
• 风撼斜阳 : @Byakuya 真不是类
• Byakuya : 八雕真是小清新，鉴定完毕。

现在回想起刚刚接触现代派小说的时候，自己读得很功利，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读过许多牛逼的小说。以致读起来就很急躁，老想快点把它读完，而没有用心慢慢感受。如果现在问我《城堡》讲了什么，我只能记起里面全是大段对话了。所以很多东西我得重读。另外我觉着现阶段的阅读依旧应以文学为主题，缺乏足够经验而去读高深的理论书籍，很容易让年轻的自己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回到小说阅读，我想起昨天在民间图书馆论坛上和一人聊过相关话题，他说他就不怎么读小说，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想着看看小说的情节简介就行了。而立人的小树则不这么看，比如有人想了解法国大革命，他会给那人推荐《悲惨世界》，因为他觉得小说里借人物之口表达的看法显得更为真实，更耐人寻味，也就更能激起读者的思考：“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说？为什么那个人的观点与其截然相反？”这些都是从历史政治的论文中看不出来的。再说，混杂了各种现代派小说及后现代小说，如果将其浓缩为情节简介，那它就基本什么也不是了。小说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个性，而这些个性是需要你进入其中才能挖掘出来的。

对了，还有一种情况。听完我这一堆絮叨，你可能会厌恶地摇了摇头，说道：“别扯那些乱七八糟的，老子说读小说就光为找个乐子。”当然啦，这也挺好。如果读小说能给你带来愉悦，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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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op Guo : 别扯那些乱七八糟的，老子说读小说就光为找个乐子。 +10086
• ai葵花籽 : 一般要英文ID的时候就用那个吧，中文的也就两三个。哦一直忘了问你了，你是什么专业的？
• 风撼斜阳 : @ai葵花籽 好吧，这个ID真心没印象，不都是zoro啥的吗
• ai葵花籽 : 大名蒋卓～～～ 这么快就被颖哥无视了。好桑心好桑心啊。 我躲着哭去了。 T T
• 风撼斜阳 : @ai葵花籽 话说你是谁呀？

不得中止人身保护状的特权，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

“在整个战争期间，林肯行使了比其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外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大的权力；其权限比克伦威尔和丘吉尔之间任何一个说英语的统治者范围更广。如果说林肯是柏拉图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中的专制寡头，那么，从美国的宪政角度来看，他实为一个独裁者。” ——Samuel Eliot Morison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条段子：“多年以后，前人大代表奥雷连诺上校面对秘密行刑队的枪口的时候，他想起那个给刑诉修正案投赞成票的下午。”而今天要说的这些个案子和最近这事有那么些关系。这就是内战时期引发的一场权与法的争论：到底是总统牛逼还是最高法院牛逼？

在美帝宪法中有这么一条：“不得中止人身保护权的特权，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这是这几个案子争论的焦点。所谓人身保护权（令），是英国习惯法中一项重要的个人自由，目的是阻止政府的政策性过失，特别是不经过正常审判就拘留疑犯。在形式上，它是法院向扣人机构发出的一种命令，要其将所拘留者带到法院，法官将审查拘留的理由是否充分。如果理由不充分，法官有权命令释放疑犯。这是一项防止治者之恶的很重要的权利，你懂的。


但到了战争期间，这项写入宪法的权利在执行上难免会引发一些偏差，比如南北战争时期的“严打”（不过比起天朝的严打，林肯还是逊色多了吧）。当时为了严打某些北方州中的一些“间谍分子”，林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令暂时中止了这些地方的人身保护。这下军人们乐了，嘿，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话说马里兰州当时是北方的一蓄奴州，林肯就觉着这地方有许多从事垫付国家证券的家伙，于是有个叫约翰·梅里曼(John Merryman)的倒霉蛋就被严打了，他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却被指认在暗地里搞阴谋叛乱活动，参与破坏当地的铁路桥。1861年5月25日的凌晨，梅里曼在睡梦中被抓走。他的律师威廉斯(George Williams)于是赶到扣押梅里曼的军营，要求军方出示抓人的法律文件。而军营的指挥官凯德瓦尔德(George Cadwalader)少将却以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密为由拒绝出示任何文件。威廉斯碰了个钉子，干脆直接去找了上一集中各种悲剧的大法官坦尼同学（这货恰好是梅里曼他爹的大学同学）。

坦尼听了这事表示当时他就震惊了！立马赶到巴尔的摩（梅里曼所在地）给凯德瓦尔德来了一份人身保护令状，让他赶快带梅里曼到当地法庭见他。谁知这位少将仗着有总统撑腰，懒得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上校到场，他傲娇地转述了凯德瓦尔德的声明：“在此类案件中，美国总统正式授权他出于公共安全考虑暂时中止执行人身保护令状。这是一项崇高的信任，他受命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意愿来执行。不过，他也被告知，在内战时期如果出现失误的话，也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同时他还劝坦尼不要乱搞，最好是军方和法院和和气气共同构筑和谐社会，你好我好大家好。撇下这些话后这位上校就傲娇地走了，既没把梅里曼带来也没留下任何关于他的信息。这下坦尼大法官怒了！他决定放出大招，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身份指控凯德瓦尔德将军蔑视法庭，要他“第二天12点来见我”。然而到了第二天来了一堆围观群众，唯独没见着凯德瓦尔德，送传票的执法官很无辜地表示，军营的哨兵压根就没让他进去。而将军也是得了陆军部上司的说法“你可以扣押所有可能涉嫌叛乱活动的人”才敢这样做的。但这样一来，坦尼也傲娇了，他告诉听众：“1.在俺们国家的宪法之下，总统不能暂停人身保护权，也不能授权任何军官这样做；2.一个军官无权逮捕和拘留不属于战争法规管辖的人，即使这个人违反了法律。”好呗，但是一个法官怎么和手握兵权的军人斗呢？坦尼只能给林肯写一个意见书咯。坦尼在意见书中表示逮捕梅里曼的行为是对公民自由“无端和非法的践踏”，同时对军方对人身保护权的无视表示各种惊讶，最后毫不客气地将目标直指总统“你丫这是行使了一种宪法没有赋予的权力，如果这成为常态，那俺们的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将可能由军人来任意处置，俺们政府就不再是法治政府（government of laws）。兄弟，可别忘了您老的誓词‘我一定竭尽全力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

但人们还记着斯科特案中坦尼的糟糕判决，而内战的阴云更是让舆论导向了一个极端：坦尼这是“包庇”南方叛乱分子。林肯则在7月4日给国会特别会议的咨文中公开回应了坦尼：“俺觉着俺有责任授权指挥官在适当情况下暂停人身保护权，可以不必采取正当的法律程序即可逮捕并拘留他认为危及公共安全的人。宪法和俺们的那些建国大爷们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暂停人身保护权，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国会休会的时候，俺采取这种措施是必要的。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做法，特殊时期有特殊时期的搞法，俺们要与时俱进，走进新时代，懂不？”接着林肯请求国会支持他，而国会经过各种辩论通过了一项折衷的法律，授权总统可在战时暂停人身保护权，但有一项限制条件：军方可以逮捕和扣留危害国家安全的疑犯，但不得加以军法审判，并要将逮捕的平民名单和案情告知普通法庭。如果当地普通法庭的大陪审团拒绝起诉疑犯，疑犯便可要求地方法官命令军方将自己交给普通法庭听证并释放。然而这种妥协的结果并没有改变梅里曼的命运，直到一年后政府不再把巴尔的摩定为危险地区时军方才把他交给普通法庭，而最后也是判定有罪。至于军方对平民的司法管辖这一问题仍然处于悬置状态。

“过去太平时期的教条无法适应今天的暴风雨。局势艰难，我们应运而起。我们面临全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有新思想，有新行动。我们必须解放自己，这样我们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 ——林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坦尼去世后，林肯任命和他同一阵营的蔡斯（Salmon Chase）为首席大法官。但在内战后的米利根诉讼案中他与前任站的却是同一队，这又是什么个情况呢？话说1864年9月，印第安纳州的联邦军队逮捕了米利根（Lambdin Milligan）等3位平民，控告他们勾结南部叛军搞阴谋活动。军方将他们交由军法审判，经过审判，军事法庭认定罪名成立，判处绞刑。1865年战争结束，林肯暗示米利根的律师麦克唐纳（Joseph McDonald）他将采取大赦行动。怎奈不久之后林肯就遇刺身亡，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则批准了对米利根的死刑决定。刑期临近，麦克唐纳只得请求在印第安纳州开庭的联邦巡回法院给米利根以人身保护令状，向军法处要求提审米利根。兼任此巡回法院的法官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戴维斯（David Davis），他和另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决定给约翰逊写信，要求改变死刑决定。在信中，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程序的合法性，他们不否认这些罪犯有罪，但军法管辖平民的合法性一直有很大的争议，而且美国还没有平民被军法审判处死的先例，出于慎重考虑，他们请求约翰逊让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复审。最终，总统被说服了，下令免除了他们的死刑，改为终身苦役。

听到这个消息，麦克唐纳觉得还是不对。从程序的角度来看，他觉着米利根他们应该无罪的。于是他召集类另外五位律师，决心在最高法院上为三位平民翻案，同时也给涉及宪法基本权利的这事儿一个定论。1866年3月5日最高法院开庭，辩论持续了将近10天。老律师布莱克（Jeremiah Black）身先士卒，他表示，公民有人身自由和得到公平审判的宪法权利，军方逮捕平民时应将名单交给普通法院并由法院组织的大陪审团进行公开和公平的审判，而对米利根的审判显然是违反这一原则的。相比之下，政府方只是在不停地强调战时的特殊性，年轻的律师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坐不住了，他指出米利根在印第安纳州被逮捕，而这地儿并不是战场，周围也没啥敌人，而且在叛乱停止后，军方仍根据林肯在战时颁布的戒严令决定执行绞刑，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为米利根他们辩护的律师们直指了问题的中心：林肯停止人身保护权的做法缺少法理基础。

最终最高法院以9:0一边倒的比分（其中有5位大法官是林肯任命的）公布了判决：军方对米利根没有司法管辖权，米利根及其同伙应被无罪释放。这个判决也得益于内战结束的大环境，若是在战争时期，用军法来严惩叛乱者很可能会得到更多支持。在此案的判决书中也可看出争议依旧存在。起草判决书的的戴维斯大法官表示：“美国宪法是统治者和民众共同要遵守的法律，不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是如此。在所有的时候，在所有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受到宪法保护之盾的庇护。”他的立场很明确，即便是在战时，对平民的军法审判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大陪审团定罪和公开审判的原则，而总统和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中止人身保护权。蔡斯和另外三位法官表示总统无权中止人身保护权，但他们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国会可以这样做。蔡斯在附加意见中指出根据战时权力，国会能通过为进行战争所需的立法，故而可以授权军方审判罪犯。蔡斯这一立场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联邦军队对南方实行军事占领，为了维持战后南方的治安，军方被授予了很大的权力，对南方来说，军事法庭是非常必要的。蔡斯这些共和党大法官担心这项判决会对削弱南方军方的权力，以致于无法保障南方黑人的安全。

印第安纳州纪念米利根案的牌子。该案否认了战时军法管辖平民的合法性，重申了人身保护权的重要性，对美国的宪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写在纸上的宪法条款遇到现实的政治状况会发生什么？这两件案子就是最好的注解。米利根案的判决同样引发了民众舆论的不满，但大法官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人身保护权是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战争结束后，大法官们不会无视军方对公众权利的侵害。但若是在战争中呢？结果或许就会不一样了，比如梅里曼案的最后结果就可以说是违宪的。汉密尔顿曾说过，最高法院既无钱又无剑，是三权中最弱的一方。司法审查权看似很牛逼，但人家政府军队要是不给最高法院面子的话，大法官们也只能二逼了。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是法大，但现实中（特别是特殊时期）往往会出现权力压倒法律的现象，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与法不容。那些崇尚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人们碰到这类事情往往会非常不爽。我们看到在司法独立，宪政权威下的美帝尚且如此，那么天朝……哔！（你懂的）好吧，这就是一个讨厌的宪政难题。战时的天平一边放着国家安全，一边放着公民权利，这事搁谁手上都是一件麻烦事。林肯当时就对米利根的律师说：“我不会杀他们，但我要他们蹲一阵子大牢，免得他们来推翻政府。”西塞罗也曾留下过“战乱之时，法律失语”的经典论述。可见这事儿从古至今就困扰着人们。

“在可恶的南方叛乱后期，当时的气候不允许冷静的思考和讨论，而这恰恰是对一个单纯司法问题作出正确结论的必要条件。”——戴维斯大法官

在美帝的宪政史上，米利根案影响深远。自此以后，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60年代社会骚乱时期，美国本土不再有人敢停止人身保护权（二战时的夏威夷是例外）。但之后还是出现过很多侵害公众自由的争议事件，二战时期罗斯福强制性将日裔美国人迁移到拘留营，战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911以后布什总统设立的特别军事法庭等等。美国有着较为完善的宪政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还算安稳的运行了两百多年，但它也有它的阴影，有它的黑暗，有它的忧虑。凡有政府，有暴力意识的地方，自由就总会受到无处不在的威胁。人与人的想法是如此不同，现实世界又是如此复杂，权力与法律的较量，自由诉求与公众利益的冲突，这些问题很可能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里曾写到过：“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而在这些阴影中，我们或许能更好地反思一些事情，而不是去盲目地推崇某种制度，或是期望一个遥遥无期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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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时刻我还在疯狂地做着物理卷子，而现在却又拿起了笔写这个了。
难道真是明灭的烛火么？无论如何，这次停电是真让我重温久违的烛光了。
或许停电的时候人们才愿意真正思考一些东西。有电的时候，人们只是被五光十色拖着走（或原地打转），正如许多人一样，他们都把最想做的事情都带进了坟墓。
人生难免就是在一片荆棘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鲜花。只是许多人一下看准了这朵，一下又看中了那朵，最终伤痕累累却一无所得；或是一路奔着那朵最大的也是最虚幻的去了，却没发现自己最想要的一直都在身边。许多人生都在机械与被动中荒废了。
城市沉默的那一天，我喜欢这个形容，沉默是金，也许又是窑砖。沉默之中蜡烛登场，没有电灯的通明透亮，但有着柔和的焰与光，反倒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了这个世界。
原始，自然，人类最初的文明之光。

人生需要停电，否则，我们真的会发疯。
传统与新生的对决，怕要是永恒的主题了。这仍是以分数论孩子的时代，多年的教育模式印记已深深地烙在了每个人身上，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而我们只能静静等待。
若不是高考，我用不着此时还点着蜡烛做卷子。那应该用蜡烛烧卷子么，我不知。高考，一些人的坟墓，一些人的天堂，还有一些人把它当手纸一样扔进茅坑。我们还在这样的路上走着，这高考也算是大多数人的“被动”与“机械”吧，但高三的时光并不见得这么单调，或者呢，单调一点也挺好，不，应该是单纯，对，我们当然不能消极面对，细伢子，就应该有激情。真正diao的人就是把单调看成单纯，无聊看成简单。
The Matrix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让我们看到外部世界的存在性是多么不确定，正如Missway所问:“难道锡安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然而，我看到了烛焰的美丽，这就够了，嘿嘿，哪里又会有绝对的真实呢？当有人告诉你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之时，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不相信，是吧？这就对了。哪怕世界是假的，只要我还坚信我的真实存在就行了，我世界之真假由我决定。关键是找到存在的恰当形式，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生活到底在何处？”正如《生活在别处》中克萨维尔一梦套一梦的生活，梦醒又梦始，真假交错。
生活在别处，追寻也是永恒的主题。
总之，我们要相信自己。

秒钟嘀嗒地走着，无电之夜，静得可爱。时光流转之中，我看到一个人在焰光之中伏案而书，这是他的写作之夜，我知道他写了什么，但我不知他还会写出什么，我只是看到他的路在一片迷雾之中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

作于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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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辛亥百年，张鸣也特意在年初抛出了这本书。相比历史研究的著作的厚重，这本书以轻巧的散文式笔调讲述了许多辛亥年不为人知的小故事。从这些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侧面：偶然的起因，立宪派的推动，各地的革命乱象……这些都引导我们去思考：清末新政为何被新军的枪声打断？要改良还是要革命？革命之后怎么办？关于辛亥，我也曾随意写过一篇，大体上来说革命不是件好事，但真要来咱谁也阻止不了。正巧年末的韩三篇引起了讨论革命和改良的一阵热潮，看来这一百多年咱这老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9.吃的真相
by 云无心

虽然多年上政治课的经验让我们牢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虽然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接触了教授科学的课本并为其考试而痛不欲生，虽然每年都有一大把的理工科学生从大学毕业。但当我们看到网上各种关于食疗，食物相克，阿胶养颜，添加剂可恨等各种各样的说法被人奉为经典时，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正明白什么叫“科学”。是的，惊世骇俗，满足我们愿望的观点往往能吸引人的眼球并能轻易地博取我们的信任。而云无心这本书只是平淡地道来了关于吃的一些真相（当然，我们也可以怀疑），顺便打破了我们的某些美梦。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科学的精神，它教我们学会理性地怀疑，实验，思考，而不是头脑一热就盲信各种谣言。正如这篇小书评所说：“科学最大的敌人，就是愿望；而科学最好的朋友，就是常识。”


8.如彗星划过夜空
by 林达

林达的书我向来很喜欢的，他们的文字兼具知识性和阅读快感，让人欲罢不能。这本书是“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四本，主要讲述了费城的制宪会议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从制宪会议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天朝大家团结一致站起来完全不同的情景，无休止的争吵差点让建立联邦的想法流产，而最终大家的妥协精神造就了这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宪法。另外在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的交锋中，我们又看到了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各自的特点以及他们相互妥协下的政治。可以说理性妥协中显示的政治智慧是美国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部分配合着HBO的《约翰亚当斯》看不错哦）另外，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详述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经过，在这一事关新闻自由的大案中，媒体的无所畏惧和最高法院的精彩辩论让我们再次看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


7.浪潮之巅
by 吴军

吴军的这本书被许多人赞为2011年IT类的最佳图书，着实火了一把。从AT&T到Google，书中叙述了十多个信息科技行业的公司兴衰史，另外还以斯坦福大学和华尔街巨鳄为例介绍了科技发展背后的动力和推手。更为宝贵的是，除了这些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之外，书中总结了一些信息产业背后的规律，并提出了对未来趋势的一些预测。也有人评价这本书过于注重科技的力量而忽略了市场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靠着作者丰富行业经验的保证，该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6.米格尔街
by [英]V.S.奈保尔

特立尼达，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06年的世界杯上。奈保尔的童年就在它的首都西班牙港度过，而米格尔街则是他成长的那条街。撇开什么后殖民时代，殖民地本土文化受冲击这些乱起八糟的东西，这本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集真正触动我的正是小孩子视角下街头各式各样的人们，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那些邻居。街上的小人物们有想当江湖老大的，有想弄个私塾什么的，有成天喝酒打老婆的，还有懦弱的拳击手，落魄的诗人，历经苦难的母亲……他们心中的理想虚无缥缈，只是为平淡的生活徒增了一点笑料。他们没有希望，却努力活出了真实感。奈保尔在《告别米格尔街》中叹道“自己的一部分也随之死掉了”，他长大了，不再为米格尔街上的江湖气而激动。而我也长大了，早已告别家乡曾经破旧的街道，面对过去，我也如同当年的奈保尔一样心情复杂，离开家乡的时候“步履轻快”“没有回头看”，仿佛曾经的往事都成了那位诗人口中“最好笑的事情”。


5.昨日的世界
by [奥]斯蒂芬・茨威格

1942年，出于对其“精神家园欧罗巴”被毁灭的痛心，茨威格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而此时的世界，战火频仍。在茨威格的遗作《昨日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窥看到他从乐观到悲观的心路历程。书的前半部分记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的欧洲四处洋溢着欢欣鼓舞的空气。在维也纳这个欧洲文化的中心地带，文艺青年茨威格过着潇洒的生活，经常和一帮文青去剧院看戏，和欧洲名流谈天说地，急着写作和发表自己的作品。一战爆发后，茨威格开始对狂热的民族主义进行反思，他最终成了一名“世界公民”。而希特勒的上台对茨威格来说更是个巨大的灾难，他之前的许多书被查禁，自己也不得不移居英国，最可怕的是他极其珍视的自由正被法西斯一点一点蚕食而自己无能为力。阴云下的欧洲与世纪之交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非理性狂热带来的灾难，茨威格作为世界公民的胸怀以及他与罗曼罗兰的深厚基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昨日的世界中获取了反思今日世界的养料。


4.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by 陆键东

中国知识分子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题材，而这本书是其中相当不错的一本。从反右到文革，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面临抉择，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有愤而出走莫名失踪的，也有坚持己见誓死不从的，还有更多的人因受不了折磨而悲愤自尽或者直接被迫害致死。陈寅恪，曾经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在1949年的关键时刻选择了留下，同时也就选择了苦难的后半生。陈寅恪身上兼有西方自由主义新风与传统士大夫遗风，他不像储安平他们那样对政治作过多评论，但极其珍视学术自由，同时对那些依附权贵的文人深恶痛疾。这些特点在那样一个年代就是悲剧的根源。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陈寅恪终究逃不过那个黑暗时代的残害，哪怕仅仅只要安心做学问的一席之地也没辙，终于1969年在床头喇叭不断放出的“革命群众的控诉”声中抑郁而亡。而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师的逝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肉体上的折磨可能还不是最惨的，精神上的孤寂才是最可怕的。书中提到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所教授的课到最后只有一半不到的学生能坚持下来，这一点在日后批判时被渲染成“资产阶级治学方法过时遭新时代的学生抵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人听不懂他的课。陈寅恪的治史之才，在年轻人参加政治学习强于文史基础训练的那个年代，无法得到传承，这是陈寅恪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国的悲剧。大师远去，而他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但这一切都无法抹去那一段痛史。
本书摘抄碎片


3.达摩流浪者
by [美] 杰克·凯鲁亚克

好吧，我承认Beat Generation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却是个有些怯懦的人，直到现在才准备小心翼翼地准备迈出第一步，以后能走多远也不知道。关于穿越美国，关于大自然，关于背包革命，关于禅，关于“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仔细地寻找着那些人，那些只要有一个背包就能抛却一切的人，我也想变成那样的人。或许这只是个幻想，但正如豆瓣BG小组里所写的：“毕竟有一天你会上路，你要相信这一点；而我所希望的是，当你某一天离开以后，便从此不再回来。”《在路上》里，萨尔碰到路上的妹纸总会问“你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是个很好的问题。BG教我们跳出自己的圈子，可接下来干什么？还得自己寻找。可惜凯鲁亚克的结局是个悲剧：尝试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戒除不掉尘世的酒瘾，年纪轻轻就死于酗酒。这也算是体验式生活不可预知的结局吧。


2.尘世·挽歌
by 野夫

这是一本充满了苦难与爱的书。土家野夫以其自身的经历和周围人的遭遇写出了大时代变故中小人物的坎坷命运。故事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利用人的恐惧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无限放大，让暴力充斥人间，最终搭上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野夫在《残忍教育》里对其专门进行了反思，阶级斗争革命解放，这些词都是所谓“狼奶”，它借用崇高理想的幌子宣扬仇恨哲学，而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的一代非常缺爱。同时，革命年代的理想主义也让许多人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野夫大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仇恨暴力的另一面便是爱。在书中，野夫追述了和廖亦武，余世存等人的兄弟情谊，也写到了他在海南岛的浪漫爱情，还记述了以母亲和外婆为代表的家庭温暖。这些让我们明白，历史长河在无情地将生命吞噬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爱与希望的位置。有人评价野夫笔下满是让人疼痛的文字，在当今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尤其需要这样的家伙。


1.大地上的事情
by 苇岸

苇岸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写作者，但就我个人来说，他的散文是极美的。他笔下的文字朴素轻快，毫无矫饰之感，这或许与他对大自然的纯真热爱有关。博物学精神在当代渐行渐远，读过利奥波德和约翰缪尔的书之后再看到这本用中文写作的自然之书，顿觉眼前一亮。而除了对土地和自然的抒写，苇岸还花了很大的篇幅来纪念他的好友海子。要知道在大学时代，苇岸也曾是一个诗人，这对他的散文写作帮助良多。诗人那种敏感的天性和充满激情的气质在苇岸的笔下显得格外真实动人。书中对古今中外写作者的品评也充满启发性。看得出来，苇岸是个充满了理想气息的人，他怀念大地的味道和往昔的童年，只可惜英年早逝，一直坚持素食的他竟因癌症在尚可做梦的年纪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空留未完成的遗作《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让人哀叹。如今现代化的进程轰轰烈烈，水泥钢筋将我们与大地的直接联系切断，诗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城市里的孩子也不再关心动植物的名字。那么我们的精神在哪里？我曾试图用文字来掩饰苍白的生活，现在到了该直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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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撼斜阳 : @Scoop Guo 音乐青年你好
• Scoop Guo : 文艺青年你好

“宗教和人性与奴隶贸易问题均不沾边，惟有利益才是所有国家的统治性原则。” ——费城制宪会议代表John Rutledge

此案判决一出，最高法院就被卷入了漩涡中心。北方的许多州法院公开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执法部门也不再在北方州严格执行逃奴追缉法，南北矛盾日益激化。美国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出现了有法不依的现象，宪政运作开始走向失控。

在此背景下，共和党人推选了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虽然林肯在此前的演说中大肆批驳了斯科特案的判决，也经常抨击奴隶制的道德基础。但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林肯却是一个温和派，他深知奴隶制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根源，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定的。他主张限制奴隶制在新领地的扩张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有偿地逐步废除奴隶制。尽管如此，南方政客依旧把林肯当选总统视为对奴隶制的威胁，于是他们以退出联邦为威胁警示林肯以及北方共和党人。

加入联邦的州想要脱离联邦，这在当时美国短暂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1814年美英战争期间，北方新英格兰五州就因不满联邦的好战政策密谋退出联邦，最终因战争结束而流产；1831年，因《1828年关税法》对南方利益的伤害，南卡州考虑退出联邦，最终在杰克逊总统的强硬态度下，经双方妥协解决危机。

而这次的危机显然更为严重。1860年总统大选，林肯获胜，但他没有得到一张蓄奴州的选举人票。选举结果一出，南方七个州立马宣布推出联邦，不久又有四个州加入南方联邦。面对此情此景，林肯同学只能用战争来维护联邦的统一了。


州是否可以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这在美国是一个法无明文的宪政难题。在南卡州独立事件中，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就表示，宪法只是各州之间的契约，当联邦与州之间就涉及州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法律无效。为此，他搬出了《独立宣言》中关于政府的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侵犯人民利益的政府的思想。美国这种联邦体制下州权的强大以及长久分治的传统使得独立的思想行为时常会出来闹一闹。

由此看来，林肯为维护联邦统一而不惜一战的行为并没有坚实的宪法基础。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现实后果，即美国很可能会分裂成一堆各自为政的小国家，林肯也不得不强硬一回。他决定让这些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之后再一网打尽，叫世人不敢再闹独立。防止联邦分裂，这是林肯同学决定开战的初衷，而不是所谓的“为了解放黑奴”。考虑到宪法热捧的私有产权神圣，在废奴的问题上林肯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蓄奴州干涉奴隶制，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力，而且我也不想那样做……但从宪法和法律角度看，联邦是不可分解的。” ——林肯

“我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一个不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一部份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 ——林肯

但战争开打后的局面不得不让林肯改变了做法。内战前期，北方军被训练有素的南方军打得非常惨，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弗吉尼亚军团让北军众多将帅蒙羞。在这样的背景下，林肯在1863年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在与联邦军队对抗的南方地区，黑奴都可获得自由，并可以参加北军为统一而战。联邦想以此瓦解南方军的斗志，这一招也确实取得了成效，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南方军节节败退，终于在1865年宣布投降。

格兰特将军接受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美国为内战付出了60万军人的死亡，战后南方某些州一贫如洗的混乱局面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内战结束了，它让南方奴隶制走向崩溃，给南方带来长久的贫困，而黑人们也没有走出困境，他们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被白人隔离，被三K党之类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报复，他们“除了自由便一无所有”。在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最高法院确立了“隔离但平等”原则，承认了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合宪性。之后黑人们则开始了漫漫维权路。

坦尼于1864年去世，联邦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拒绝出席他的葬礼，可谓是晚景凄凉。之后的1865年国会和各州批准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管辖范围内，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为了解决黑人的公民身份问题，1868年国会和各州又通过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这条众所周知“出生地”原则正是为了解决黑人问题而确立的。通过这两条修正案，坦尼的判决就算是被翻案了，罪恶奴隶制从此在美国成为了历史。同时，通过林肯这一捣鼓，美国的主权概念也得到了强化。内战前的美国更多算是建立在契约上的各州联合体，而内战之后则成为了一个统一主权，统一政治制度，统一立国精神的崭新国家，他们终于唱着西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了！


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斯科特案是极其不光彩的一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都不愿提这个案子。直到20世纪中期，最高法院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并展示给大众，让后人吸取当年的教训。俺们最后再回过头来理一理整个经过。在南北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坦尼同学执意要把案子弄个通透，结果打破了“一国两制”脆弱的平衡，引发了宪政危机，而宪政运作失效之后只能诉诸武力，最终导致内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无完人，制度也并非完美。大法官也会有糊涂的时候，他们虽极力保持公正，但终无法脱离政治的影响。正常程序产生的司法判决得不到其他分支的执行，司法部门名誉扫地，这在一个宪政国家是极其可怕的。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在之后的日子里，最高法院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都是考虑再三，谨小慎微。不错，司法审查权是最高法院的一件如意宝贝，但如果不顾民情和政治氛围而滥用之，最高法院也终会失去民众对其的信任，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会让民众普遍对国家的法律失去信心。而如果没有民众对司法权威的服从，对法律的信仰，所谓的宪政也就只是一副没有血肉的空架子，终将崩溃。好在美国及时吸取了教训，在内战之后通过的第14条修正案，将《权利法案》的内容扩展到各州，这使得宪政法治，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深入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其立国之本。而美国人民也在宪政的运作中变得更为理性，最高法院在民众中的权威也日益稳固。因此当罗斯福推行新政遭到最高法院的否决而想动用行政权改组最高法院之时，他遭到了参众两院的集体反对。当20世纪50年代南方白人拒不服从布朗案的判决而欲继续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时，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惜动用101空降师到当地强行执法。这都显示了美国为维护宪政法治，为维护最高法院的权威的坚定决心，有了全民对宪政制度和宪法的高度认同，美国才得以一直稳定地发展，斯科特案的噩梦最终也成为了久远的过去。


在这里我们一直强调宪政法治需要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观念，从下面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何美国宪政如此靠谱：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哈耶克（Friedrick A. von Hayek）1945年赴美巡回演讲、宣传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期间，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使他领略了美国宪政法治传统的普及和深入程度。哈耶克4月12日搭乘出租车时从收音机中听到了罗斯福总统逝世的噩耗，出租车司机表达的哀痛之情使他终生难忘。令哈耶克颇为吃惊的是，这位司机赞扬了罗斯福总统的卓越功绩和伟大人格后，公正地补充道：“但是总统不应干预最高法院，他不应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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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撼斜阳 : @jsz 这个应该是南方先进行军事行动的，此时联邦已经处于分裂状态，林肯应该是没什么阻碍了，具体的东...
• jsz : 林肯确实是个温和派，可惜当时的形势已经由不得他了。从卡内基的林肯传看来，林肯当选总统前都没怎么发表什...

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中的悲剧大法官坦尼

这一切还得从美帝的奴隶制的来源说起。话说在美帝建国之前，从欧洲飘过来的家伙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得土地和财富，而他们确实也得到了大片土地，尤其是那些适合种植棉花和烟草的殖民地南部土地，在他们眼中，这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呐。但这些个地主都面临一个悲催的现实：地广人稀，劳动力资源不给力！于是有了大家熟知的可恶的三角贸易，大量黑奴被弄到了新大陆，给庄园主干活。由此南方形成了传统悠久的以奴隶制为根基的庄园经济。相比之下，北方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形成了以工商业和小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天然不需要奴隶制，同时北方的移民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清教徒，顺便起个高调反对奴隶制也是合情合理，这就形成了南北关于奴隶制最初的分歧。


下面来看看美帝建国的时候对奴隶制是咋处理的吧。首先要知道美帝的宪法是一部妥协而成的宪法，当年制宪会议的代表基本都是社会精英（三分之二的人从事法律业务），没有底层人民，也没有思想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脱离实际的学者型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宪法的制定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现有的秩序和利益，要考虑到大陆上各种人群的利益，谨慎地协调各阶层与各地区之间的冲突。于是在此基础上，最后定下的宪法中就没有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条文，反倒是有些经艺术处理过的关于奴隶制的条文。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一国两制”局面。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伟光正的美帝宪法怎么能这样？“天赋人权”难道是那些富人打出的幌子？高喊着“人人生而平等”的杰弗逊同学竟然是个蓄奴者？OhMyLadyGaga，WTF，该死的世界！但，这些都是事实，理想的口号叫得再好，也不能罔顾现实的局限，贪欲与偏见，也不是一夜就能消弭的。所以废奴在建国初期基本不可能，而人权的概念和实践也只能慢慢完善。

“私有财产权神圣，个人处置和投资财产的权利，以及在宽广的法律范围内个人的自利与自主（self-interest and self-assertion），自然地演化为一个有益的社会秩序，一直是美国政治理念的主要原则。” ——美国史学名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以下是宪法中直接涉及到奴隶制最重要的3个条款：

宪法第1条第2款第3项规定：当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国会众议院的席位和联邦直接税时，一个黑奴等于五分之三的白人“自由民”。
宪法第1条第9款第一项规定：在1808年之前，即在宪法生效20年之内，国会不得立法禁止进口奴隶的贸易。
宪法第4条第2款第3项保证：逃亡外州（即非蓄奴州）的黑奴，被抓获后必须物归原主，继续为奴。

这些极其不人道的条款的订立和立宪精英们暧昧的态度在建国初期可能是明智的表现，却为日后因奴隶制问题而起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当美帝急速扩张疆土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新建立的州究竟该划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呢？为此，南北双方也是吵得不可开交，但也都一次次达成了妥协，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这玩意主要针对美帝在1803年从法国手里买下的路易斯安那领地。为了一劳永逸地停止南北的争吵，国会决定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对剩余的尚待建立新州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进行划分。此线以南地区允许奴隶制，此线以北地区（密苏里州除外）禁止奴隶制，但允许逃奴法施行。好吧，你懂的，一劳永逸是个美好的愿望。此时的一个案子点了一把火，最高法院又给浇了些油，这个国家终于扛不住了。

此为密苏里妥协案划分的自由州与蓄奴州地图，密苏里州虽在划分线以北，但也是蓄奴州


1833年，黑奴斯科特(Dred Scott)被主人卖给了密苏里州的军医艾默森(John Emerson)。随后，斯科特跟随艾默森在自由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辛自由联邦领地的军营里住过4年。1843年艾默森去世，斯科特成为其孤孀艾默森夫人的财产。1846年，斯科特在白人废奴团体的帮助下，向密苏里州地方法院提出申诉，以求得人身自由。斯科特的律师认为，由于密苏里州有“一旦自由，永远自由”的州法，而斯科特在军营居住时的身份为自由人，故当他回到密苏里州的时候，也应是自由身份。而作为新建的蓄奴州，密苏里州对黑奴的法律相对比较宽松，这案子得以打到最高法院，此时艾默森夫人再嫁，斯科特被转让给艾默森夫人的弟弟桑弗特(John F.A.Sandford)，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了。

在当时南北剑拔弩张的大背景下，这件案子带着很大的政治敏感性，谁处理起来都得小心谨慎，费老大一番劲。悲剧的是，当时的首席大法官坦尼(Roger B.Taney)却走了最糟糕的一步棋，而且走得那真叫个步步惊心。1857年3月，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的比分驳回了斯科特的上诉，由此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关于此案，坦尼三问如下：
1. 斯科特是否可以被视为美国公民并具备在联邦法院申诉的资格和权利？
2. 斯科特从蓄奴州随主人来到自由州或自由联邦领地短暂居住后是否能使他自动获得人身自由？
3. 国会是否有权力在联邦领地内禁止奴隶制？

答：
1.建国前的州公民自动升级成为美国公民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在联邦宪法正式生效的时候。尽管建国后一些州立法让获得自由的黑人进化为州公民，但此时已无法再超进化为美国公民。所以斯科特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也就不具备在联邦法院诉讼的资格。
点评：作为宪法的解释者，坦尼作出这样的解答是合情合理的。宪法之中的“人民”(people)，“公民”(citizens)以及《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都不包括黑人。原因就是之前所讲的历史遗留问题。关于此点，坦尼大法官明确指出“他们非常清楚地理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的涵义，也清楚地知道其他人将会如何理解这种涵义。他们知道，任何文明世界都不会将黑人种族包括在内，也知道黑人种族将根据公意总是被排除在文明政府和国家之外，命中注定要成为奴隶。”可以说，关于黑人的公民身份问题，坦尼很谨慎，他在当时的判断也是非常政治正确的。

2.尽管斯科特短暂居住过的伊利诺伊州是新建的自由州，但这块土地是1787年归属合众国的，当时联邦尚未成立，这土地应当属于当时的13个原始州，之后联邦通过的法律不得损害这13个原始州人民的利益。因此斯科特在伊利诺伊州获得自由所依据的法律（《西北土地法律》）是对蓄奴州人民利益的侵犯，这是不公正的。进一步来说，决定奴隶身份应该是各州的管辖的权利，联邦无权过问。另外，索然斯科特所居住过的威斯康辛联邦领地根据《密苏里妥协案》是一块自由领地，但所谓的《密苏里妥协案》也是大有问题的。

3.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一个公民仅仅因为带着他的财产进入到某一特定地域就被国会法案剥夺财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据此，《密苏里妥协案》违宪，应予取消。自然国会就无权在联邦领地禁止奴隶制。
点评：保护私有财产是美国宪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坦尼同学的这个违宪判决从法律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想想如果庄园主带着黑奴到别处旅个游就失去了这个黑奴也确实挺冤的。但是从政治上来看这个判决则是非常恶劣的了，它打破了“一国两制”的平衡，让南北的对立日益尖锐，对内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次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运用等于是将制宪时不愿挑明的话给挑明了，明确地从宪法的高度来维护罪恶的奴隶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的这项决定成为法律，奴隶制度将不只是蓄奴州所称的特有制度，而是一种联邦制度，是所有州的共同传统和耻辱。……从此以后，联邦政府的管辖权扩展到哪里，锁链和鞭笞也会随之而去。凡是有美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就表示那里有罪恶的奴隶制。如果真的如此，星条旗上闪耀的五星和象征晨曦的红霞应该抹去，应该染成黑色，应该绘上皮鞭和镣铐。我们能俯首贴耳地接受这种对宪法的新解释吗？决不！决不！” ——诗人布兰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无论如何，最高法院的判决不能轻易改变，大错已铸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坦尼这改变历史的判决背后的深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它与美国内战又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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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 : 哦，如此
• 风撼斜阳 : @js 联邦政府是依据1788年生效的宪法于1789年成立的，所以在1787年的时候虽有合众国，但还...
• js : "但这块土地是1787年归属合众国的，当时联邦尚未成立"，是什么意思？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不知所云的意向，没有各种冗长的表达，苇岸的文字就像他的人一样纯粹干净。

集子的最开始是五十则大地上的事情，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诉说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事，但当我仔细品读的时候，却又觉得很陌生。熊蜂，麻雀，蚂蚁，麦子，冬雪……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但苇岸却会蹲下身子来细细观察这些家伙，再用朴素的文字表达出他所得到的启示，以供我们那感受细胞坏死的心灵吸收。“积雪收缩，并非因为气温升高了，而是大地的体温在吸收它们。”这样的文字足以唤起僵硬躯壳下沉睡已久的心。

集子中收录的散文大都围绕着两个主题：土地与诗。

关于土地

苇岸提到了两本书：《瓦尔登湖》和《沙郡年纪》。一九八六年冬，海子给苇岸推荐了《瓦尔登湖》，它让苇岸建立了自己的信仰，确立了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在大地上劳作，回归自然，追求精神的进步；只有从物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才能获得尊严和自由。很显然，苇岸的文字也深受其影响，内容上对大自然进行赞美，形式上简洁朴素，态度上真诚直白。可以说，梭罗的这本书给苇岸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包括他对素食主义的推崇，而这背后是针对“贪婪的文明”与“无限的进步”所进行的反思。另一本书《沙郡年记》是身居野地的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二十世纪所著，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位“二十世纪的梭罗”在书中表达的反思意味更为深刻。苇岸提到海子曾到他这里寻找关于大地的书，并表示自己尚未找到一本满意的，《瓦尔登湖》算是沾点边。多年过去，苇岸看到这本《沙郡年记》的时候，他觉得这就是已故的海子所寻的书。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土地伦理（或曰土地道德）的论述：“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在利奥波德这里，伦理学不能仅仅只关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应当关心人与土地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人从征服者被降格为普通的一员。这样的观点深得苇岸的心，他对土地是如此热爱，以致于看到春天的来临，就“想大声喊叫或急速奔跑，想拿起锄头拼命劳动一场。”在苇岸的眼中，人性中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一面也都来自土地的赋予。如果失去或忘却了土地，我们也将不复存在。而面对土地日益被蚕食的现状，苇岸虽然在许多地方都表达了失望，但依旧留有一份信心。正如他在文中所写：“马不停蹄的人们，尽可对他莫名其妙的论点置若罔闻。它其实是土地借助利奥波德之口，向忘形于主人幻象中的人类，发出的最后呼声。这呼声包含一个内容：‘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对此，阅尽人间的土地，充满信心。”这是警示，也是希望。

关于诗

苇岸用了很多笔墨来写他的朋友海子，也提到了惠特曼，叶赛宁，布莱克，雅姆等国外诗人。这些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亲近大地，这一点与土地的主题相切合。苇岸这样描述海子：“海子含着泥土，来自大地的深处。他是民间的儿子，具有和谐的自然启示的诗人。”这正是诗人与土地相互融合的写照，疾行的诗人是沉默大地的代言人，或者说他们就是土地的嘴巴。在苇岸的大学时期，朦胧诗正流行，那时的苇岸自然非常关注诗歌，自己也尝试着写了不少诗。在《一个人的道路》中，苇岸提到他的诗歌时期对其日后的散文写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借布罗茨基之口说明了散文可向诗歌学习的地方：“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而苇岸在写作中一直践行着这一点，这可能也是他文字中那种独特的朴实美的来源。而今苇岸和海子都已不在，诗的黄金时代也已过去。《诗人之光》中有这么一段：“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属于已经逝去的世纪，这是一些词和职业，也蕴含着另外的意义：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其实说来，诗人也算是其中之一。而现世“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无言。”在万物生长的贫困年代，谁来将诗性带回大地？我想，总得有那么些人在死亡中新生吧。


有时候我们读着别人的文字，并积极地向他人表达自己对其的喜爱，不过是因为自己的生活过于苍白。而在苇岸的文字面前，我觉得自己正是这样一个借文字来掩饰生活的人。但我仍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它。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更喜欢梵·高这句话。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 ——苇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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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撼斜阳 : @charles 我看的电子版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
• charles : 书看上去不错，在阅？

“国会有权管制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 ——来自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州际商业条款）

今天的故事依旧是个州与联邦的暧昧故事，但掺杂了些铜臭味儿。这就是1824年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Ogden）。

图为富尔顿，汽船的发明者

富尔顿发明的第一艘汽船——克莱门特号，富尔顿和利文斯顿凭借它垄断了纽约州的航运


地球人都知道汽船的发明者是富尔顿（Robert Fulton），故事就从这个经常出现在世界历史书上的家伙开始。话说每一个成功人士背后都会有一段专被人打击的二逼岁月，当年富尔顿找风投找到了拿破仑，拿破仑却把他当成了个美国骗子，很鄙视他。无奈之下富尔顿继续在法国游荡拉风投，此时美国驻法公使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出现了，他一眼就看出富尔顿有钱途，这位从拿破仑手中买下法属路易斯安那的家伙毫不犹豫地给富尔顿投了一大笔钱。靠着这笔钱，富尔顿成功捣鼓出了他的汽船。而为了保证收益，利文斯顿早在之前就说服纽约州议会通过法律给予他和富尔顿在纽约州营运汽船的特权，富尔顿的汽船下水后，纽约州议会以保护专利为由，将此垄断权延长为30年，它规定富尔顿和利文斯顿有权扣压未经允许闯入纽约州水域的汽船。

这种做法激怒了一个新泽西州的商人奥格登（Aaron Ogden），他也是个热衷于汽船试验的家伙，当他的汽船下水后，他也让新泽西州给他垄断新泽西水域汽船营运的特权。奥格登表示这是出于对纽约州斗争的需要，之后双方互骂对方可耻，但两个州的法律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怎料这反垄断的仗还没打完，奥格登自己却堕落成了一个玩垄断的家伙，由于选举失利与特许状续费不能，奥格登只得悲催地向利文斯顿买下伊丽莎白城（位于新泽西州，奥格登的家乡）到纽约的航线，成了利文斯顿的帮凶（典型的膝盖中了一箭）。谁知此时一个叫吉本斯（Thomas Gibbons）年轻人又向他发起了挑战，这家伙在伊丽莎白城自建码头，买了船只，经营起到纽约的航线。奥格登自然不乐意，当地法院也判吉本斯侵权，于是小吉又另打主意，把新泽西各地的客人接到伊丽莎白城给奥格登，这回利文斯顿不干了，他想，俺让奥格登运的是伊丽莎白城到纽约的客人，而不是新泽西到纽约的客人啊，于是利文斯顿把他俩都告上了法庭，结果悲剧的又是吉本斯。这小吉越想越不爽，索性又把奥格登告上了纽约州法院，剑指利文斯顿和富尔顿，势与地方保护主义抗争到底！就如每一个老掉牙的剧情一样，纽约州大法官康德（James Kent）以30年特许权是一项神圣的个人产权，不能被侵犯和各州保有管理州内贸易的全权为由判吉本斯败诉。于是吉本斯只得告到了最高法院，请了在达特茅斯学院案中大出风头的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联邦政府检察长威廉·怀特（William Wirt）来当律师。而奥格登则请了纽约州的检察长厄梅特（Thomas Ernmet）来应对。


此案于1824年开庭，此战双方的辩论都非常精彩，以下是楼主选取的精彩瞬间：

韦伯斯特：

国会是唯一有权管理州际贸易的机构，它没有制定禁令和详细规则是为了让经商更自由，而不是让各州各行其是。而康德暗示州际商业让联邦与州共同控制，这是非常危险的。吉本斯同学已注册沿海贸易，这样联邦政府是允许他进行州际商业的，只是纽约州的法律在限制他。利文斯顿和富尔顿没有向联邦专利机构申请专利权，而是向纽约州寻求垄断特许权，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害了他人的权利，也超越了州权的限度！如果不对州权加以限制，我们的国家将会处于战争的边缘！

厄梅特：

宪法第十条修正案说未授予联邦和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属于各州。从本案来说，宪法并没有规定航行水域归联邦管，那么各州就有权决定授予汽船航行垄断权！关于宪法中的州际商业条款（见篇首），此处“商业”的含义应是“物物交换”，而客运业务不属于州际商业。

可以看到，两方辩论的核心在于权力的归属问题，也即联邦和州是否共同拥有主权。韦伯斯特认为宪法所列举的国会权力是“独一无二的”（exclusive），国会是否行使这些权力则无关紧要。厄梅特则觉得虽然各州把某项权力委托给国会，但是，在国会没有与各州权力发生磨擦并占领这一领域之前，不能排除各州共同（concurrently）行使这一权力。

随着庭内争辩的日益升级，庭外的人们也各抒己见，大家都静候着最后的判决。1824年3月2日，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宣读了7：0判吉本斯胜诉的结果！


马歇尔淘气三千问：
1.商业（Commerce）是否仅指“物物交换”？
2.国会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各州是否能够制定各自的管制州际交通（interstate traffic）的法规？
3.如果各州不能制定此类法规，纽约州是否依然可以把汽船垄断看作是管理其州内事务的一部份？

答：
1.“商业”一词不仅仅是“买卖”或“物物交换”（the interchange of commodities），而应是一种“流通”（intercourse）。它涵盖的是国与国之间、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所有形式的商业流通。法律中关于商业的条款，自然要包含航海。况且宪法第1条的第9款——“开往和离开一州的船舶不得被强迫在他州入港、出港或交纳关税”也说明航海是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的。
2.宪法中州际商业条款中的商业显然不是某一州的内部事务，在管理对外商业时，国会的权力也不会受到这些州管辖范围的限制。如果不能超越各州的司法管辖界限，国会的权力也就一无是处。因此如果航行开始或止于某一州内的港口，那么，就可以在该州行使国会的权力。如果国会愿意，它是可以管理汽船运输的。在这个前提下，如若州法与国会的法律有冲突，州法就是无效的。
3.在特定场合，国会的无所作为并不是说国会没有权力，最多只能说明它决定不行使这一权力。国会早在1793年就通过了《沿海航运法》，对从事沿海贸易的船只给予登记和发照，这里的船只自然包括汽船，由此可知，该事务就不属于州内事务。


此案的判决对当时的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水域开放，航线增加，船票价格降低，交通更为便利，这些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它的深远意义在于为美帝的商业发展铲除了地方保护主义这颗毒瘤，为其日后的快速崛起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与牢固的法律保障。此外，这一判决也大大扩大了联邦的权力，马歇尔对州际商业条款的解释，特别是其中对“商业”的从宽解释确定了联邦在管理商业方面拥有的广泛权力。20世纪的反托拉斯法，劳工法以及民权法的若干部分皆来源于于宪法中的州际商业条款。遗憾的是，马歇尔并没有真正解决联邦与州的权力归属问题。虽然马歇尔赞同韦伯斯特的观点，即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即便国会没有行使，各州也不能行使。但他在此案中仍是就事论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联邦和州双重主权的问题以及背后的危机。

番外篇：马歇尔，美帝宪政第一人

马歇尔在美国被誉为“伟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在美国对法官作的历次评估中，马歇尔都是高踞榜首。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和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Ogden）这几个大案的判决，他让高高在上的宪法条文真正落入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中。

“他找到的是（宪法）骨架，但却赋予它血肉之躯。”（He found a skeleton,and he clothed it with flesh and blood）——美国总统加菲尔德（James A.Garfield）

同时，马歇尔并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人，但其政治经验和生活经历都很丰富。他的成功证明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经验而不是学历是成为伟大法官的首要条件。这种经历与他的功绩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实际经验丰富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宪法条文该如何在实际事务中实践，才能跳出书本和前人的条条框框，敢于凭借自己的见识去解释国家的根本大法。马歇尔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将最高法院确立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同时又亲为表率将私有财产的神圣和联邦至上的原则融入了美国的血液中，对美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算是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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