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下漫筆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看着《2010阅读记录》的开头，蓦然发现2011年的阅读走向了回归，文学性书籍的比重回升了。大抵因为青春就应该过得像个青春的样子，有些书就应该在狂放的年纪读，以免日后后悔。不过光读书也是没用的，还得出去走走，看看世界，免得中了书中虚幻世界的毒。庆幸的是，我还年轻，那么在新的一年，就此上路吧！

不错，司法审查权是最高法院的一件如意宝贝，但如果不顾民情和政治氛围而滥用之，最高法院也终会失去民众对其的信任，更糟糕的话，可能会让民众普遍对国家的法律失去信心。而如果没有民众对司法权威的服从，对法律的信仰，所谓的宪政也就只是一副没有血肉的空架子，终将崩溃。好在美国及时吸取了教训，在内战之后通过的第14条修正案，将《权利法案》的内容扩展到各州，这使得宪政法治，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深入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其立国之本。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的这项决定成为法律，奴隶制度将不只是蓄奴州所称的特有制度，而是一种联邦制度，是所有州的共同传统和耻辱。……从此以后，联邦政府的管辖权扩展到哪里，锁链和鞭笞也会随之而去。凡是有美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就表示那里有罪恶的奴隶制。如果真的如此，星条旗上闪耀的五星和象征晨曦的红霞应该抹去，应该染成黑色，应该绘上皮鞭和镣铐。我们能俯首贴耳地接受这种对宪法的新解释吗？决不！决不！” ——诗人布兰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更喜欢梵·高这句话。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 ——苇岸

在吉本斯诉奥格登一案中，马歇尔对州际商业条款的解释，特别是其中对“商业”的从宽解释确定了联邦在管理商业方面拥有的广泛权力。20世纪的反托拉斯法，劳工法以及民权法的若干部分皆来源于于宪法中的州际商业条款。遗憾的是，马歇尔并没有真正解决联邦与州的权力归属问题。虽然马歇尔赞同韦伯斯特的观点，即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即便国会没有行使，各州也不能行使。但他在此案中仍是就事论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联邦和州双重主权的问题以及背后的危机。

马歇尔对宪法的这种广泛解释对之后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扩大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2年美联储的设立，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911后政府权力的加强都得益于百年前马歇尔的这次判决。然而权力的扩大总是危险的。在统一的联邦中，各州利益如何得到保障？政府的干预应该限制在什么范围内？群体乃至个人的权利又如何在“看得见的手”中得以保障？宪法默许的权力到底有何边界？马歇尔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后依旧有许多人在争论不休，恐怕这些问题还将长久地困扰着美国人。当然，这同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

将近两百年前的这次判决，抓住的是契约权与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给民众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政府不得随意没收个人及团体的财产，也不能随意把民间团体企业啥的给招安了），这种安全感让美帝得以平稳发展，两百年不动摇。到了新时期，当企业开始借此压制个人时，法律又开始变化，以政府的名义寻求公平，以达到一种平衡。但它仍旧是谨慎保守的，这保守就如美国宪法一般，是美国精神的源泉：不奢求绝对的公平，而是以妥协的态度从容面对一切。

今天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馆中，唯有马歇尔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铜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专用餐厅的墙壁上，并列悬挂着马伯里和麦迪逊二人的画像。当年的马伯里，肯定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如此重重地写在美国历史上吧。两百年过去了，当年的人早已成过眼烟云，但他们留下来的制度，却荫庇着后人，也让今天的我们反复思考咀嚼。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对一百年后的中国改革有什么启示？一. 要搞真正的教育，为公民的教育；二. 抓住时机，一鼓作气，不要逆潮流而动。我希望身处改革中心的人，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要引以为鉴，不要忘记：辛亥年，一场偶然的革命，把一个看上去就要起死回生的王朝送进了坟墓，而这坟墓，正是王朝掌权者自掘的。

2010年过去了，我在这一年读的书中，国内的变多了，小说变少了，同时也多了一些新的类型。文学性开始转为实用性，从读书的角度来说，这并非什么好事，这说明我的心不再似以前那样平静，能沉下来读书的时间也变少了。新的一年还是要少上点网，多抽些时间读书。下面是2010年读过的感觉不错的书，就当一个Top10吧(其实本来也没读多少…)